

小时候,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:如果做错了什么事,或表现出不当行为时,父母都会为我们上一堂教育课,并且一定会讲说,「如果别人这样对你,你会有什么感觉?」
这句话扎根于我们心底,在成长过程中发芽,变更茁壮,无论是在家庭,学校,社会或职场上,只要一提到它,人们的思考与行为都可能产生变化— —变得谦虚,愿意礼让,表现慈爱;同时,它使我们对「同理心」的认知样貌逐渐完成了起来,而这些意涵在在展现出人类的丰富情感,更是弥足珍贵。
但,作者提出提出警告: 人们不应该事事皆须同理心 。
「同理心」一词对于现代人来说不难理解,然而,当我们在表达同理心的时候,也可能会带来不少问题。
现今大多数人对同理心有一种解释,是“相信自己感受得到别人的感受,体验得到别人的体验”。作者深刻认为,从这点出发的“同理”很是危险。由于有人在转变事件,或问题时,容易拿“同理心”作为挡箭牌,甚至重复同理情绪在很多相对不公平,或弱势的条件之上;特别的是,人们又时常拿它作为道德指标,此举更是令人堪忧。
█一,同理心像「聚光灯」,使我们不见黑暗的地方
作者提出来的第一个原因是,同理心“就像聚光灯,照亮此时此地和特定对象,吸引更多关注,但大众因此看不见光线之外还存在什么,甚至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会造成长期且深远的影响却无暇顾及」 。
聚光灯能够照亮的范围有限,当光亮聚焦在某处时,就会有地方是笼罩在昏暗之中。换言之,同理心会有助于特定人群得到帮助,在有限资源的替代下,就一定会有再来,聚光灯只能照往单一方向,即反映了同理心其实带有个人偏见。
比方说,当以色列人武装到邻国攻击的消息,透过全球主流媒体的播报,人们便容易将同理心聚焦在以色列人身上,而因此,武装人员受到再多的伤害,或不平等对待,也都很难得到人们的同理与关注。
█二,同理心对个体很敏感,对统计数字却常常无感
作者提出的第二项原因,与心理学上的“ 可辨认受害者效应 ”有关,它突显了人类情感很普遍的现象— —也就是,对数字无感!
举例来说,在非洲,有数千万人正在经历长期的干旱与干旱荒野的危机之中,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事实,但是对于“数十万人”这样的数字却不会有太大的感觉;相较之下,如果此时听到或看到一名孩童,包括其姓名,家庭背景,以及遇到的故事有多悲惨时,我们却变得比较愿意替代援手。
另外,平均值,我们也时常看到某些慈善机构的广告,特别会针对一个,或数名孩童,将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清楚地露出来,这时候,人们就更容易展露同理心,慈善团体也就更能够收到慈善捐款,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个体敏感所造成的结果。
█三,同理的对象,经常是自己人
作者指称, “我们对于身边的人的偏爱来自于同理心,但偏颇的情感时常牴触道德价值体系该有的客观公正” 。
比方说,权利团体— —黑人,同志,难民,利益等— —发声的角度往往是从自身出发。这当然没有错,谁不为本身去拥有权益?但任何事情都有反对方-反同族,不欢迎难民的人-也都可以说出他们之所以反对反对的原因。
谁对谁错?该如何取得平衡?才是这件事情底下真正的难题。
有人说,人类的同理心是逐渐在减少的,因此,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辩论与战争,无论是种族,宗教之间,还是国家彼此的关系皆为如此。
但事实上,这世界永远不拥有同理心。
从这点看来,支持川普立法保障白人的那一派,不过是白人同理白人的结果。真的能说是他们错了吗?或许可以,但并非同理心。
作者认为,“人类心智如被实质性反映别人的感受,可是有所改善局限,透过同理心意识到的苦痛无法与真正的苦痛相提并论”。
当然,我们可以运用同理心去支持公平的道德准则,而这些规范又会鼓励更多人来发挥同理心。然而,综合上述三大理由,如果我们将同理心作为道德标准,就会容易出错。
「同理心取决于自己如何评价对方,因此不是我们先有同理心而后善待别人,反而常常是先决定对方值得善待才会生出同理心。」
发表论文,《同理心本身无法自动转化为善心,可是同理心能够触动既存的善念》,并且通过变换证明出,些情境下压抑同理心会人们变得更好”。
实际上,“同理心”看起来正向有益,却仍需以理性取向控制。如何为同理心找到合适的定位?或许,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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